做普通人，为人民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及毛泽东的人民情怀时说：“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的一生。不忘人民，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夹着尾巴做人，都是毛泽东的重要家风，他不但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这么要求家人。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对母亲关心穷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多年以后，他仍旧记得：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1917 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450 公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毛泽东的实际经历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生活习性，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有着深刻的体察和了解，他才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 创刊宣言》 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年轻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1925 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同年，毛泽东回湖南，步行700 公里，走访了五个县，做了 32 天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对于穷苦大众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他曾经深情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但有一种情况下流过眼泪，就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有一次，毛泽东带领红军进入贵州，看到一位60 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在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毛泽东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穷人） 的队伍。”毛泽东不仅自己做到关心人民疾苦，他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处处、事事、时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这是“第一家庭”立起的“第一军规”。毛泽东对女儿李敏曾一再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曾令她感到困惑。1963 年，一辆平板车拉着李敏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来到一所普通民居，李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她的第一课是学会生炉子做饭。一开始，木柴和煤搁不好，一屋子烟，熏得满眼泪水，做饭也不知多少米该放多少水，做出来不是夹生饭就是糊糊的粥饭。正是在这样的家常生活中，李敏终于慢慢领悟到父亲这句话的道理所在：“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1976 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到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居住，生活十分清贫，最艰难的时候，她把心爱的书籍卖给了旧书店。冬天，她顶着寒风和市民们一起排队，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用木板三轮车拉回家。回首以往父亲对自己的教育， 她感激不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那是真正的父爱。”
为人民就应该要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官二代。毛泽东为了人民，教育亲人“一切按规矩办理”，他以身作则，这种家风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着他的亲人，大弟毛泽民被军阀活活勒死，却不肯改口背弃共产主义，小弟毛泽覃血染红林，温婉柔和的妻子杨开慧在敌人的皮鞭木棍下说“我死不足惜， 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还有那在监牢中生下孩子就毅然走向断头台的堂妹毛泽建，年仅19 岁被敌人活埋的侄子毛楚雄，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用鲜血生动诠释了“为人民利益”的家风。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就是新婚才几个月就奔赴战场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8 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饱尝艰辛磨难。北京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京，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五位亲人。这个劝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当毛岸英在抗美援朝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时，悲痛的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一个多月后，他又对满怀内疚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要回去讲，
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泽东并非无情，在他逝世后，人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 年。这是毛泽东对爱子无尽思念的寄托。
序
红色家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家风，是一种温暖而无声的力量。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些承载着中华文化，记录着祖辈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立业的家风家训，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成为中华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21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了独特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红色家风， 成为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走过艰难困苦，为家人、后世和社会留下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丰富而厚重的传统。没有红色家风，近百年的共产党历史将黯然失色；没有红色家风，今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将步履维艰。它作为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形的规约、无声的力量， 如春风化雨浸润着共产党人的心灵，塑造着共产党人的品格。
中国共产党人重家教、守家训、正家风，在处理家庭内外关系方面，形成了先“大家”后“小家”，特别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准则和风范。不仅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把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置于首位的根本价值取向、终生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品格，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灵魂深处的信仰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艰难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里，红色家风始终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一盏明灯，是引领和激励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发有为的强大内生动力。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从吴玉章坚定革命的远大志向和信念，“决不会二三其德”，到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从焦裕禄教导子女艰苦朴素，“千万不能搞特殊”，儿子看戏一样交钱，到杨善洲信守诺言：“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家风故事教育和感动了后人，他们的家风是全社会乃至中华民族的坚强柱石：这些家风，蕴含着志向远大、终身学习的奋斗之姿，体现出尽孝尽责、严慈相济的家庭温馨，诠释着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持家传统，包含了律己修身、不搞特殊的清廉本色，更充盈着爱党爱国、坚定信念的家国情怀，已成为激励后辈、光照后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红色家风里有志向远大、终身学习的奋斗之姿。“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终身学习，一秒不肯松懈，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董必武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作为自己的学习信条，也教育子女“学要有恒，尤要专心”。古稀之年的徐特立制定了“二十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他认真地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我还要用这有生之年，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共产党人，扣好了人生立志为国为民的“第一粒扣子”，才能行得正；打好了热爱学习、终身学习的价值观基础，才能走得远。
红色家风里有尽孝尽责、严慈相济的家庭温馨。欲治其国，必先治家，面对身边的亲属，中国优秀共产党人对待长辈嘘寒问暖，竭尽所能尽孝道；对待平辈和晚辈，既从严要求，又关怀备至。比如，朱德为深切缅怀“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的祖母，将家乡各界人士祝寿及吊唁祖母的诗文汇编成册示范后人；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一直强调要自力更生，“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也不忘叮咛嘱咐。邓小平喜欢买铅笔和橡皮送给孙子们，他对孩子们说：“铅笔是让你们好好学习的，橡皮是让你们明白，错了就要改。”这些共产党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代际间传递家庭的关爱与温暖。
红色家风里有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持家传统。“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艰苦朴素、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共 产党人向来坚持的优良作风和倡导的家风。方志敏被捕时，身上“唯一 的财产”竟是放在深山里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焦裕禄跑遍兰考每个角落，靠的是破旧的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于子 女他从不放松要求，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要他们时时参加劳动， “不能不劳而获”。此外，无论是陈云使用物品“不能让它们轻易退休” 的苛刻，还是黄克诚从不追求个人享受，“能节省一点是一点”，都是这 一传统的生动写照。
红色家风里有律己修身、不搞特殊的清廉本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革命岁月，“跟我上”的延安作风打败了“给我上”的西安作风；在建设年代，“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更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毛泽东倡导“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三原则”。周恩来从严要求、从严律己，他对收养的烈士子女以及亲戚要求高、管束严，立下“十条家规”，教育他们“完全做一个普通人”。谷文昌管理了大半辈子林业，女儿结婚，想让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严厉拒绝：“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这些共产党人，他们将廉洁和自律看作一种自我约束，更视为一种人格的追求和道德的信仰。
红色家风里有爱党爱国、坚定信念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既是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执着，也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更是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热血和执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家风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1925 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曾明确地说：“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钱学森历经重重阻碍回到中国，用一生践行了“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的诺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爱党爱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家风中重要的精神标识。
家风好，则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良好家风有利于培养人才， 不仅惠及家庭家族，也造福社会。不正家风不但影响子女成才、殃及家庭家族，也祸及桑梓。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家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习近平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家风的好坏，其亲属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影响干部和干部队伍在社会大众心中的形象。对领导干部而言，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在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先从搞好家风做起，以正家风带动正党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征途继续保驾护航。
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只有中华文明流传至今未曾断裂，这与中国独特的家庭观念、家风文化不无关系。如今，中国正步入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大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然而，个人对真善美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会变，家庭对个人的成长所具有的无法取代的作用和地位不会变，人们通过不懈奋斗、克服艰难险阻，才能达到理想彼岸的过程和事实不会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而言，继续汲取中华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的营养，无疑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红色家风是中国共产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传承红色家风的文化基因，不仅是向先贤致敬，更是以家风促社风、正民风，以此，才能惠风和畅、天朗气清，才能永驻“红色”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