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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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员干部学习“四史”不可或缺的指导读物

4.专业研究人士的重要参考书，广大读者的“四史”普及读物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毕生致力于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思考和研究的结晶。全书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角度切入，概括性地论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全貌和各个时期的特点，探索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路径，深刻独到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理论脉络。其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真知灼见，对当今读者科学认识、正确把握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有特殊意义。

作者简介

石仲泉，1938年生，著名中共党史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修等业务。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的重要文献起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八年。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及《我观党史》（多卷本）、《长征行》（增订本）、《党的建设理论热点今日谈》等。多种图书曾获国家图书奖等大奖，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优秀论文奖。

读者及购买者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四史”研究人士，高校师生，大众读者。

精彩书摘

“伟大的试验”：改革开放新时期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大的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2006年）也有28年。这2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对此，党史界有不同分法，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研讨。由于历史还在发展，即使是得到认同的分期也是可以调整和变动的。

一、“两大四小”的历史分期

根据这段历史发展到现在的情况，我有一个初步想法，能否将这28年的历史分为“两大四小”阶段。所谓“两大”，即将28年一分为二，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界限，前14年为一个阶段，即“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阶段；后14年为一个阶段，即“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为什么要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作为划分两段历史的界限呢？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又面临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排除干扰，牢牢地把握住航舵，决定我们国家的改革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前进。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从此中国的发展犹如进入了高速公路的快车道。否则，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有今天——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万多亿元，跃居世界第4位。因此，应当凸显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历史作用。

所谓“四小”阶段，即上述两个阶段的前14年和后14年各自又可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为四个小的阶段，即：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这4年可视为“拨乱反正，改革起步”阶段，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初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②从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前，这10年可视为“全面改革，治理整顿”阶段。在前5年，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对内搞活发展到对外开放；在后5年，着重治理整顿、协调发展，为经济和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前进夯实基础。③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两个世纪之交的7年，可视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阶段，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④从2000年至今（2006年），我们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划分，不是单纯地按照党的会议，而是既考虑党的会议确定的任务，又考虑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综合把握。每一小阶段的称谓，基本上参照党的历史文献的说法，但有个别调整。就算一家之言吧！

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28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党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开始更加强烈地注入“当代化”元素。作为这场伟大革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一直很明确，一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这种鲜明的世界眼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当代化”元素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为了使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在融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大潮中健康运行，邓小平还逐渐形成了领导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步骤和方法的哲学之道，强调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试验”，有很大的风险，采取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敢闯新路，又要努力求是；小错误难免，但要避免犯大错误。在这个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党自始至终注重以多种视角，从多个侧面，不断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还在继续，直至目前已获得一个实践成果、两个理论成果。无论实践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内涵。

三、实践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实践成果，即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逐渐明确和完善起来的。一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指出我们党已在逐步确立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二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使我们党探索的道路有了非常切题的称谓。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三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四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还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阐发，从而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涵。五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立足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进一步总结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了深刻论述，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展开，从而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六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又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至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内涵更加明确，党领导人民坚持这条道路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加充满信心。

四、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所谓理论成果，首先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基本上与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是同步的。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不同层面作的概括。1981年的《决议》，初步概括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可视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为后来概括邓小平理论明确了主题。据此，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这个理论有比较清晰的轮廓。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既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疑虑，又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新的观点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南方谈话既是邓小平思想之集大成，又标志着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党的十四大以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形成条件、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作了展开论述，使这个理论形成规范化体系。并且，还在这个理论名称前面冠以主体称谓，正式表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首次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度评价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对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概括之后，从1993年底开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增补过的第二卷相继出版，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刻。

有了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党的十五大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提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一个新境界——它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原创形态发展为当代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样，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的不平凡品格。江泽民指出：理论创新就是要使党的基本理论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现在面对新世纪，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当历史进入世纪之交的2000年之际，当代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世纪之交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使社会主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加发展壮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重大使命，也是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顺应时代前进、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的产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0年春天提出后，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对其历程发生重要影响的，有这样几个关键节点：一是2000年2月江泽民的广东之行，首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它的基本要求。二是同年5月江泽民的华东之行，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号召要把它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三是在同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党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来衡量，“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这将它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四是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它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回答党的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经过七一讲话的理论建构和展开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备了初步的理论形态，开始具有理论体系。五是2002年的“五三一”讲话，首次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表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意向。六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明确定位。经过两年多的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立论依据、科学内涵、基本要素、传脉关系、精神实质、体现途径、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在全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怎样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是与时俱进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是在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理论传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其他具有发展特性的科学理论一样，也具有属于共性和个性两部分内容。所谓一脉相承，即后继理论将其共性的“基因”加以辩证吸收，使之代代相传。所谓发展，即将原生形态或前代形态理论中那些属于个性的成分，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改变，产生新的个性元素，与继承下来的共性的“基因”重新结合，从而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可视作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从毛泽东思想开始，其后的传承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而言，毛泽东思想是被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中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包括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被视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对“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理论建构是直接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党的建设的时代气息，因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深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在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这个战略思想，是在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并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

进入21世纪后，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许多矛盾凸显。国际环境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中，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深度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并在深刻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其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再次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包括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的文明发展道路。最后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努力形成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层面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它进一步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收获。因而，也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从实践层面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国家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中国实际”的内涵会愈益丰富，“结合”和“切合”的方法会与时俱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愈走愈宽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将以不断地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而向前发展。

巨变——石仲泉谈新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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