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创造了曾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先进文明。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的打击，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把中华民族推入前所未有的黑暗境地。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提出各自的救国方案并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无论是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革新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百日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成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被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所窃取，虽然挂了个民国的招牌，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人民的苦难有增无减，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袁世凯上台后，伴随着他颠覆共和、强化独裁、复辟帝制等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1914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着团花祭服，率领文武百官到北京孔庙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丑剧。正如鲁迅所讥讽的那样：
从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在袁世凯的倡导下，清朝的遗老、封建文人推波助澜，组织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孔社”“尊孔文社”等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团体。史学家胡绳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
与此同时，鬼神之类的歪门邪说广为流行，名目繁多的迷信团体纷纷出笼，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泛滥成灾。封建思想和文化像一张巨大的罗网，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中国坠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面对这股封建复古的逆流，有人退缩，有人与其同流，有人感到彷徨。最先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被毛泽东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自幼天资聪颖，性格刚烈。童年由祖父陈章旭教他读书，祖父绰号“白胡爹爹”，是个严厉的人。面对祖父的打骂，陈独秀咬紧牙关就是不哭。祖父说过这样一句气话：“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17岁考中秀才，但次年在乡试中落第。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给了陈独秀极大的震动，激起陈独秀强烈的爱国思想。此后他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而寻求西方新学。他回忆说：
（少年时在家里读书）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为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从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先后5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并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903年冬返回安庆，他深感安徽“风气闭塞”，应该有一份白话报开风气、启民智。1904年3月，陈独秀与好友汪孟邹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开始了“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
1905年夏，陈独秀与柏文蔚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其成员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思想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而受挫。1914年7月，陈独秀第5次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在这里，他不仅积累了办刊经验，还结识了同为该杂志撰稿人、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李大钊和高一涵。
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陈独秀认识到，推翻清王朝、仿效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之所以没有能够在中国行得通，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改造中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因此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不在于政治革命，而在于思想革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刘仁静后来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以前，我住在上海，与陈独秀经常有来往……他知道我住的地方，经常到我家里来，并跟我谈起他是怎么办起《新青年》来的。他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对他刺激很大，他认为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找到当年在芜湖一同办《安徽俗话报》的汪孟邹，想让汪孟邹帮他办杂志，负责印刷和发行。他信心十足地鼓动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汪孟邹是安徽绩溪人，与陈独秀同为安徽老乡。幼学八股、史地，接受新思想。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销售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当时被人称为“洋书店”。1913年，他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来到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
汪孟邹对陈独秀的提议深表赞同，但此时亚东图书馆生意清淡，资金困难，实在没有力量再出一本杂志。于是，他便把陈独秀引荐给与自己相交甚密的上海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两兄弟。通过双方面谈，陈氏兄弟同意承担出版发行工作，并商定每月出刊一期，陈独秀每月得编辑费和稿费200元。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持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在上海问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对新一代青年人寄予厚望，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社会兴衰的关键，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寄托在他们身上。他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充满激情地颂扬青年在社会中的进步作用：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接着，他对青年们提出6点希望：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这六大主张归结为“科学与人权并重”，从而打出了作为新文化运动象征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民主”与“科学”，当时又称作“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成为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该杂志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坚决“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并指出：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以及该杂志主要撰稿人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以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专制思想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当时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青年杂志》出了几期后，随着发行数量的增长，它在青年和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版后不久，担任印行的群益书社收到了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和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周报（“上海”用英文，封面只有“青年”两个中文字）名字雷同，有侵权之嫌。群益书社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和陈独秀商妥后，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进一步明确杂志定位和办刊宗旨，即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大张旗鼓宣传民主和科学，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如同一盏信仰之灯照亮了无数热血青年的救亡图存之路。恽代英、林育南等武汉进步青年致函《新青年》编辑部说：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