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写了四首关于罗伯特·格雷戈里的诗，其中三首是挽歌。格雷戈里——叶芝的密友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子，家中唯一的孩子——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感到讽刺的是，他所驾驶的飞机不幸被“友军的炮火”击落。这四首诗中，《一个爱尔兰飞行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最简单”，它还经常被选入小学生的阅读书目。不过，即便这首诗看似毫无艺术气息，却能恰当地阐释叶芝美学设计的精妙之处。当时爱尔兰并未征兵，没有任何人强迫罗伯特·格雷戈里加入英国的武装部队；况且他还是家中独子，库勒庄园的继承人，家人也反对他参军。在这首诗里，叶芝试图解释为何这样一个人愿意在战时志愿当一名飞行员，为了达到该目的，诗人以大胆的姿态附身于格雷戈里并“起死回生”。叶芝决定假拟“罗伯特·格雷戈里”的声音，从始至终隐藏说话者的身份，称之为“一个爱尔兰飞行员”（诗的原题为《那个爱尔兰飞行员》，后来去掉特指“那个”改为“一个”）2。这四首关于格雷戈里的诗中，唯独《一个爱尔兰飞行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定格于格雷戈里去世前的那个时刻，因而这位飞行员能够预计他加入空军的危险，并得以在该事件中解释这一行为的缘由。叶芝此处颠覆了人死后发布挽歌的传统，给人呈现的幻象是挽歌的对象选择及预言他的命运。
格雷戈里应该如何说话？什么节奏适合表现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年轻人？叶芝选择了四音步的行军节奏，该节奏坚定向前，这名飞行员在第一行已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我知道我的噩运将会
降临到云端之上某处。
格雷戈里又会使用何种押韵方式？叶芝选择了“完美”四行诗隔行押韵的方式（“完美”abab与“不完美”abcb形式相对），行末几乎均为单音节词fate，above，hate，love（命运、向上、憎恶、爱情），气势如虹，强调这名飞行员质朴的声音。格雷戈里是一名坦率又独立的士兵，这四拍的行军节奏形式，以突出的阳韵表现他的本质。这位飞行员需要多少四行诗节供他发表演说呢？叶芝选定了四节。每行四音步，四节四行诗（4×4）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它就像飞行员的“完美”韵脚一样，成为叶芝“正义”的象征，该象征无坚不摧、不容改变。完成这个完美正方形后，这首诗于“应该”（should）结束的地方结束了。通过这些结构形式，叶芝肯定飞行员的选择就其灵魂而言是正确的：
我知道我的噩运将会
降临到云端之上某处；
我并不仇恨那敌对的，
我也不热爱所捍卫的；
基尔塔坦是我的故土，
那儿的穷人是我同胞，
任何结局不会给他们
带来损失或更加欢乐。3
既非法律也不是责任，
非名人或雀跃的民众，
只是孤独欢愉的冲动
驱我战于这压城乌云；
我费劲思量权衡左右，
未来年岁如浪费生命，
而浪费的实则是过往，
与此生平衡的是死亡。
（328）
除了四音步节奏、完美的四行诗节和四个“完美的”正方形结构，这首关于格雷戈里的诗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全诗使用四行诗节的形式，但是前三节的句法为两句一组，以强烈的语言（“那些”“我的故土”“既非”）反复加强，最终组成意义完整的对句。诗人使用两行紧凑的话语“框架结构”是为了表明飞行员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此番决定。他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描述这一思想过程，更为明显的是，两行的对句与四行诗里四句诗行韵脚的拉力形成对抗。若忽略叶芝的两行“框架结构”安排，飞行员就其选择的最初反思可概括如下：“我既不讨厌德国人也不热爱英国人，我也不是保卫我的祖国，我也不想战争胜利后为我的国民谋得什么好处。我不是应征入伍，也不是出于职责和义务加入战斗，不是政客也不是身边有社会上的好战分子让我走上这条路。”因为这些全是“消极”因素，它们最终迫使飞行员就他个人行为给出“积极的”解释：其行为似乎缘起于他将孤寂的“欢愉”置于社会考量之上，将自发的“冲动”置于反复思量之前。5此番美学选择（更像叶芝式的而非格雷戈里的）的声明使这首诗“本该”（ought）于第三节结束，因为这些积极的词语如“冲动”和“欢愉”已经替飞行员完成了与上述其他入伍动机的磋商。
为何这首诗“应该”于第三节结束另有原因。当诗中短语“压城乌云”与第二行“降临到云端之上某处”呼应时，我们突然明了，这首诗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意识到这个呼应然后对比两个短语，一切便豁然开朗——全诗起于叶芝的精妙设计——第一个短语是飞行员在地面时所言：起飞之前，云朵都在他“之上”。第三节结束时，他已翱翔于空中，看到“压城乌云”。诗人在一首诗里表现了飞机的起飞过程显示了他的魔法杰作（毕竟飞机首次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这首诗“应该”结束于第三节的第三个原因是，诗中“压城乌云”前的近端指示代词“这”（在反复出现的远距离代词“那”和“他们”之后），将本诗带到关键的“现在”和“此处”的抒情时刻。开头的不定代词“某处”于此“压城乌云”得以具体：飞行员的位置从“在……其中”变换到“在……之内”，反复出现的“云”以及所述积极的愉悦动机使得这首诗的主题完整。
那究竟为何叶芝认为有必要增加第四节四行诗？飞行员从地面到天空“兜了一圈”之后还有什么活动？他的“欢愉的冲动”原因是否需要更进一步的阐释？动词“驱（使）”——第一个音节重读开头凸显其反韵——暗示并非自愿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种审美的激情形式“驱（使）”飞行员开始冒险的空中飞升。但是叶芝（于第四节纯粹心理活动中补充）断言人类的激情值得关注，并且须与它主体的理性思维为一体。该理性须与激情一道以成就激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行为。交错配列法是英语诗歌中表达理性思考的一种主要修辞方法，叶芝大多行效此法：单词排列方式不是线性的（1，2，3，4），而是交错的方式（1，2，2，1）。这种刻意的“预测”顺序表明这并非自发、线性、“被驱使”的行为，而是理性思考后的决定。为强调格雷戈里有意选择的飞行员人生，叶芝在诗尾——最后一节“理性的”四行诗尾——给他一组三重交错词语，以示理性肯定其激情：除去罕见的三重交错后，最后一节四行诗里就“剩下”——“额外交错的”结束词，“此生，死亡”（this life，this death中的指示代词“此”［this］与“这［this］压城乌云”呼应）。两个“此”的叠加将这名飞行员的生死巅峰糅合为一个单独的事件。飞行员早前的两行话语的“线性”移动与最后三重交错四行诗——1，2，3，3，2，1——就是普通沉思和有意而为的区别。
这名飞行员不仅注意到他的“祖国”和人民，并且关注到了英国公民相关的律法和职责（尽管它们无法约束他），他也注意到政客们的演说和爱国民众的群情激昂。他对周遭的社会环境了如指掌；在沉溺于“孤独”的冲动之前，他必须权衡身边一切社会因素。他不单单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沉溺于欢愉的冲动艺术家；他更是社会的一员，深受军人性情影响并以行军节奏表现其性情。他的内心有着社会人和艺术家之间的争执，在诗中表现为先前的否定和随后的积极动机。他那富有想象力的世界（如叶芝在诗尾所展示）是理性和激情的合二为一，如果他的热情“冲动”是主要原因的话，他就必须调和这二者。
如果忽略诗人假借格雷戈里的声音、行军的步伐、直截了当的尾韵、“云”一词的环形回旋、飞机的起飞、诗尾的三重交错思考和全诗“完美方形”的形式，我们能否完全理解这首诗？我们是否考虑到叶芝尽力让一切都“恰到好处”，他的努力能否让全诗看上去不单是叙述，更是一种形态——一种适合飞行员表述的形态，记录他从激情到理性反思的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该形态由十六行诗句组成的一整块：四节四行诗之间未曾被空白隔成四个“诗节”，甚至全诗中间的两个句子也没有以空白将其分为两节八行诗。叶芝将所有可能的“诗节”统辖一处，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刻下一道表示决心的弧线，证实飞行员于标题中宣告他的“预见”。反过来，若“删除”这首诗里与形式相关的所有发现（韵律、句法、言语、结构等），我们依旧能够“听到”格雷戈里的宣言，却难以理解它为何以此形态写成，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篇演说词而非一首诗，一份声明而非内心争执的体现。之所以认为叶芝是一位诗人，原因在于读者理解了其为这一结构付出的心力。这份心力源于一句想象：“我该如何怀念罗伯特·格雷戈里？”接着，诗人做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决定：“我将以他的口吻发声，解释他为何决定成为一名飞行员。”随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基于这个选择——节奏、句法、韵脚、发音、长短、措辞和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