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 网①
任何用惊奇致我们目眩的清晰事物，
你清游的沉默与明亮的意外之获②，
海豚放开了，去猎捕飞闪的鱼……
诗人死时还青春，格律护他们不朽，
原型的声音唱歌不着调；
老演员读不了他那些朋友，
无妨，他把自己读得响亮，
天才自顾哼吟，台下一片死寂。
这诗行必须终止。
然而我心澎湃，我知道我已纵情一生
不断编织又不断拆解一张用沥青麻绳结的渔网；
吃鱼时这张网会挂在墙上，
像字迹模糊的青铜③，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
注 释
① 在1972年的手稿本中，这首诗［见手稿本图4（此序号指手稿右上角标的序号。余同，不再一一说明）］的标题原为《卷首》，后修订为《渔网》；而且原诗稿与已出版的版本前八句有很大不同：“任何牢牢吸引这位读者的清晰事物——/这诗行必须终止，这明亮的意外之获，/这顶冰帽子里的维京海盗的光辉。/这高度是空洞的；强盗攫取的金子/本属于那巨像精美的印花和卷册，/他那典型的肚腰缎带。夏日，夏日，/诗人死时还青春，格律护他们不朽，/幸存者停止朗读法语、他的朋友们、新闻。”另外，在1973年出版的那个版本中，这首诗共有14行，第4行“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在2019年出版的这个版本中被删除掉了。译者向本书的编辑询问过，得知是诗人生前有意为之。这首不完整的十四行体序诗（共13行），最终得到修订后的跋诗《海豚》（共15行）的补充，它们首尾呼应，形成一个圆满的结局。——译注（以下诗中的注释均为译注，不再一一说明）
② “意外之获”这个词，可参见华莱士·史蒂文斯《遗作集》中的一句话：“诗歌的获得完全是巧合，是意外之获。”
③ 可参见古罗马作家贺拉斯谈自己作品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做了一块比青铜更持久的纪念牌。”
海 豚①
我的海豚，你只以惊奇引领我，
令我忘却一切，就像拉辛②，那位匠人
听凭费德尔绝妙空灵的歌喉引导
穿行在自己用铁构建的迷宫。
我精神躁郁时，是你跃向我的身体，
它吊在自己沉下的绞刑索里，
我的意志只是木然地作着揖……③
我已经坐着听了太多
通力协作的缪斯之词，
又或许与自己谋划人生时太过随意，
不免伤及他人，
不免伤及自己——
想求取同情……这本书，虚虚实实，
如一张鳗鱼网，人织它为的是与鳗鱼作战——④
我的双眼已目睹我的手工之作。
注 释
① 手稿本中这首诗（见手稿本图58）是十四行诗的标准体，修订后为15行，参见《渔网》注释①（见本书第23页）。第2行前半句原为“像拉辛一样无助”；第7行原为“意志只是端然地作着揖……”；第8行至第14行原为：“我已经听了太多言辞，/与自己人生谋划时太过随意，/不免伤及他人，/不免伤及自己；/早晚会请求同情这本书，它虚虚实实，/如一张鳗鱼网，人织它为的是与鳗鱼作战。/鱼饵尚在自由游动，为何要吃掉鲨鱼？”
② 这行诗的前半部分，在手稿本中是“像拉辛一样无助（as helpless as Racine）”，1973年版中改为“拉辛一样的囚徒”（a captive as Racine）。另，拉辛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剧作家，其名作《费德尔》（1677年）讲述的是雅典国王的继后费德尔爱上继子的悲剧故事，洛威尔为其紧凑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刻画、优美的诗体语言所吸引，曾将此剧作译成英语并于1961年出版。
③ 诗中的第6行和第7行隐喻诗人遭受躁狂症折磨时有过的自杀念头。
④ 参见洛威尔1971年4月25日写给斯坦利·库尼茨的信。洛威尔在信中说：“丽兹就是那个女主角，是我试图用鳗鱼网诱捕和放生的那条鳗鱼。”
（原书中关于《海豚》手稿本的文本说明）
《海豚》手稿本（1972年）
这一版《海豚》收入了1972年和1973年的修改稿，按最新到最初的顺序呈现。这样安排，是出于对洛威尔决定以1973年版的形态和情节编排出版该诗集1的尊重。洛威尔在回顾诗作、权衡得失之后，将事件始末从实际顺序改为虚构。
两个版本都勾勒并构设了他自己的经历。在压轴之作《海豚》中，他为这本“虚虚实实”的书求取同情，耐人寻味。虚虚实实，即真实和虚构相互交织，相互映衬。诗中的人物拥有真实人物的姓名，但其所写或所说都出自洛威尔之手或口。他们的言词有一半是洛威尔的，因为是他将所用文档或记忆中的写作资源改头换面。在这些以他人口吻为主的诗作中，无论洛威尔花多大的力气进行修订，试图将其“钝化或斜置”，他自己那种基本口技在1973年和1972年的版本中都始终存在。
正如这版诗集的导言所指出的那样，这本诗集有两种存在状态，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结构不同。1972年的手稿版紧循洛威尔生活中的那些真实事件——书中的主人公爱上卡洛琳，躁狂症发作，康复，情感徘徊，7个月之后飞返纽约，结束与丽兹的婚姻。在故事结尾处，他和卡洛琳的孩子——罗伯特·谢里丹1出生了。但在1973年的版本中，洛威尔重新安排了事件顺序，将时间拉长，使主人公最终得以决定离开丽兹，与卡洛琳共同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他们的孩子才出生，时间跨度超过两年。洛威尔在一封信中对这一更改的理由进行了呈述：
我原本打算用《飞往纽约》这组诗来收尾，甚至想把这组诗放在卡洛琳生下怀上谢里丹之后，但我担心这样一来读者会觉得我有撒谎之嫌。现在“启程”这一结局虽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处理，但它却是个真实事件。所以我当然会把它放在结尾处，这样既保证了它的真实性，又是按时间顺序走的，而非是我空口白牙的杜撰。这是在诡辩吗？不，算不上是诡辩。它\这/就是故事的真相，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再度重演。我并非为了提高诗的质量去改动原信，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一无所失……既有所失又有所得吧。2
对洛威尔来说，回顾性地揭开“故事的真相”，意味着承认对这些情节进行了改动，承认他正在创作的这部半虚构的作品得失参半。
文本说明
洛威尔于1972年1月完成了《海豚》的草稿。在努力完成终稿时，他得到卡洛琳·布莱克伍德和弗兰克·比达特的帮助。据比达特回忆，他们会逐页检查诗稿，此时洛威尔通常“躺在他日间休息的沙发上，指出必改之处”，布莱克伍德或者比达特则将其写在相应的页面上。这个手稿本后来由比达特定稿并将其复印，赠给洛威尔的朋友教正，复印本也有可能是为“打字员或印刷工人”1准备的。如果手稿页上有不清楚的更改之处，比达特会在页边空白处重写，但所有更改都被认为是经过洛威尔自己确认的。
这本诗稿，洛威尔从未准予公开发表，它是1972年那份早期手稿的一个复印件，附在此处是为了让读者有像在洛威尔的朋友圈阅读它时的那种体验。它的字迹清晰明了，页边空白处的文字让人对洛威尔的写作有一种视觉印象……
这份汇编而成的手稿有两个来源。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塞姆中心收藏的那份洛威尔稍有改动的打字原稿，由1到50页组成，缺少标题页和第25页。此处的标题页、第25页以及编号为51至58的最后几页，来自弗兰克·比达特的影印件。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版复制的手稿，是1972年初给洛威尔的朋友们的赠阅稿，没有证据表明在比达特影印该版之后，洛威尔又对其正页1进行了任何新的改动。
把手写更改之处打印出来，将其标准化，可以让词义场（the lexical field）忙碌起来——打印出来的更改不能替代打字原稿本身，因为打字原稿才最为清楚地揭示了洛威尔的创作过程和修改过程，方便那些专注而又感兴趣的读者去体验，而这些转录可以随时用来帮助理解。
感谢凯瑟琳·巴内特、乔纳森·加拉西、保罗·基根、艾米莉·克莱默、克里斯托弗·里克斯和菲奥娜·威尔逊。对他们的慷慨与关注，我深表感谢；对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我一直深感敬佩。
译后记
1973年出版的《海豚》，是罗伯特·洛威尔献给他的第三任妻子卡洛琳·布莱克伍德的一本爱情诗集。它出版前后，都在美国文坛引起了不小震动。究其缘由，大概是洛威尔在其中不仅自曝了自己移情别恋的情感生活，还把那时与他处于分居状态的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通信和电话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写进了诗中，对其造成二次伤害，这既有违伦理道德，也僭越了艺术道德。但就是这样一本在道德上令人不快的书，却又因其高超的诗艺为他赢得了又一座普利策诗歌奖。
1970年4月下旬，为了摆脱美国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沉闷的中年生活以及创作上的困境，罗伯特·洛威尔到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员，并考虑接受邀请在埃塞克斯大学任教一年。在费伯出版社为他安排的欢迎会上，他与在纽约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卡洛琳·布莱克伍德重逢。两人这次见面情投意合，当晚洛威尔就住进了她位于伦敦红崖广场的家中。
卡洛琳·布莱克伍德那时是位女神般的传奇女子，不仅天生丽质，有双摄人魂魄的大眼睛，还有才情，是一位作家，此外她还家世显赫（父亲是杜弗林和艾瓦四世侯爵，母亲是爱尔兰吉尼斯酒业的继承人之一），在大西洋两岸的社交圈内光彩熠熠，英美一众文艺男神无不为之倾倒。在与洛威尔相爱之前，她与她的第二任丈夫——曾经风度翩翩、后来潦倒邋遢的美国作曲家和钢琴教师以色列·契考维茨正处于分居状态。她的第一任丈夫则是英国最伟大的当代画家之一卢西安·弗洛伊德。
罗伯特·洛威尔也不同凡响，他是当时美国诗坛引领风骚的大人物，一本突破诗歌传统表达方式的《生活研究》令他被尊为自白派诗歌的开创者，获誉极高。此外，他出身高贵，祖上是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的波士顿名门世家，家族中几代都是哈佛精英，还出过如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和艾米·洛威尔这样的文学名人。这一切使得才华横溢、风流不羁的洛威尔也颇有女人缘。罗伯特·洛威尔的第一任妻子琼·斯塔福德也是作家，他们于1940年结婚，8年后因性格不合而分开。虽然此后洛威尔与别的女人时有暧昧，但他与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第二段婚姻却持续了二十年有余。
年长洛威尔一岁的哈德威克，是一位极有成就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是著名文化刊物《纽约书评》的创始人之一。她对洛威尔用情至深，自1949年与他结为夫妻后，一直对他照顾有加。1954年，洛威尔因无法承受母亲去世的痛苦患上了躁郁症，此后反反复复，几乎每年都会发作。细心的哈德威克后来发现，洛威尔犯病前通常会疯狂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子。所以听说洛威尔在英国与人恋爱时，她一开始还很淡定，认为这不过是洛威尔的躁狂症发作的前兆，等洛威尔精神恢复正常后自然会回家。但这一次，事情并非完全如她所料。
洛威尔曾向友人彼得·泰勒描述过他那时的状态：“我坠入爱河，有点躁狂，那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都生病住在医院，然后康复了，依旧沉浸在爱中。这一切令我们极度欢愉，但对每个人又都是极大的伤害。”这段激烈的婚外恋情，让他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激情，创作灵感勃发，同时也令他背上沉重的负担，身处困境之中。一边是结婚二十余年的挚友贤妻，一边是把“快活水”喷到自己脸上的情人女神，洛威尔一时间难以抉择。
《海豚》便是诗人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自白派诗歌的又一部力作。它沿用了诗人在前一部诗集《笔记本》（后来拆分为《历史》和《献给丽兹和哈丽特》）中采用的那种松散无韵的十四行诗体，而不是像创作《生活研究》时那样采用自由体，摒弃结构严谨、讲求韵律的传统诗歌形式。洛威尔刚步入诗坛时遵循的是传统格律的路数，后来为了谋求突破，使经验的传达不受妨碍而采用了偏口语化的自由诗。但他内心还是认定传统的，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自由诗留下的粘针更少，我认为我后来的一些格律诗作虽然更笨拙，但更像我自己。”在《生活研究》之后，他试图回归传统形式，比如1964年出版的诗集《献给联邦烈士》中就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格律诗。此后他继续探寻诗的写法，找到一种能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形式——无韵的十四行诗体，他认为这种诗歌形式适合记录即刻发生的事，最能表达他瞬间的思想和情感，而且结构和高潮也最自如。抒写爱情，这种散文式的十四行诗体无疑是他的最佳选择。
与以往片段式的抒情诗集不同，《海豚》称得上是一部诗体版小说。它有一个“常见的小说桥段”，完整的故事情节。诗中，洛威尔春天在伦敦遇见并爱上了卡洛琳，他们的激情如狂风暴雨一般，不在乎世俗之见，“每个拐角处都有房屋围堵相会的路，/然而我们相见，伫立欣赏这场暴风雨”。肉体的欢愉令他沉溺其中，亢奋也引发了他的躁狂症。（《红崖广场》）
在夏天的住院治疗期间，他更认为这是天定的缘分，“五十年一遇，上帝会安排一场约会”（《住院》）。妻子伊丽莎白听说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前来伦敦探望，他却发现自己无法与妻子禀明心迹。“我对着空气呼喊，声音又传了回来——/什么也不能抵达你那黑色的剪影。”（《住院II》）他满脑子都是他的新欢，“我爱你，/就像一面打碎的透镜，引燃这贴身的暗火”。卡洛琳也不介意洛威尔的躁狂症，“无时无刻不在想”他，但碍于传统道德，有时仍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卡洛琳》）
康复后的洛威尔一边创作和思考，一边忙于参加在英国各地举行的诗歌交流活动。他与卡洛琳的感情逐步稳定。秋天，他们一起到卡洛琳位于肯特郡的米尔盖特庄园度周末。他们收获了幸福，但对于今后的走向仍然不能确定。（《秋天周末在米尔盖特》）卡洛琳的魅力令他难以抗拒，她如美人鱼一般，有着“燎人的尾巴与优雅的熨合”，时而如“仙境中的爱丽丝”，时而像“一头小虎鲸”，时而是“藏身危险洞穴的难缠的蛇妖”。（《美人鱼》）但每当他沉溺其中时，妻子的来信或电话（《唱片》《沟通》《在邮件里》）就会将他拉回现实，再加上对女儿的思念（《在哈丽特的记事本里》），洛威尔对这段情感还是犹豫不决，在“沮丧的旧世界”与“空白的/新世界”之间摇摆不定。（《怀疑》）
到了冬天，他与卡洛琳的风流韵事在伦敦和纽约的朋友圈都已传开了，在卡洛琳带她的孩子们去米尔盖特的周末，洛威尔只能一个人在伦敦孤独地度过，此时洛威尔也想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冬季与伦敦》）他给她们打电话时，意识到自己与伊丽莎白一起搭建的爱的“房子一旦塌了，那个物种也就灭绝了”，他再也回不去了。
他与卡洛琳都决定要开始新的生活，彼此心里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真正的爱人（《夫妻》），他们在肉欲与精神的狂喜中结合，感受到一种永恒的“上帝恩赐的瞬间”（《女人出现之前》）。但洛威尔此时因为财产税问题，还不能与伊丽莎白立即办理离婚手续，卡洛琳会因为这个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而闹情绪（《画家的模特》），但她明确表态：“我把令人刺痛的快活水喷到你脸上——/无惧风浪的鱼，割断你的网与锁链。”（《美人鱼浮现》）
他们的爱情在组诗《婚姻》中达到了高潮，卡洛琳怀孕了，为他生下儿子罗伯特·谢里丹，“幸福如此缓慢燃烧，持久绵长”，每个清晨他都“高兴”地醒来，不再有“古老的恐惧”，“很高兴你救了我，让这生命延续，/现在死亡成了我生命的一种配料”。
在故事的尾声中，洛威尔讲述了自己适应新生活的夏日故事（《又一个夏天》），梳理反思自己做出的选择（《离开美国前往英国》），面对妻子的挽留，他开诚布公地表明自己的决定（《狐皮》《在电话那端》），动身飞往纽约与伊丽莎白和女儿共同度过最后一个圣诞节（《飞往纽约》）。
虽然《海豚》中讲述的爱情故事与诗人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发生的顺序有所不同（参见本书导言），虚实参半，但洛威尔认为自己讲述的是“事实的真相”。这本自传式的诗集有着洛威尔诗歌一贯的自白风格，但又有新的突破。如果说洛威尔的《生活研究》大部分诗作都是对往昔的回忆，那么这本《海豚》则是他对当下生命经验的沉思。诚如大众所知，自白派诗歌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诗人敢于在诗中直陈自己内心深处那些真实的情感——挣扎与扭曲、欢愉与痛苦、私欲与忏悔……洛威尔将自己的内心挣扎公之于众，虽然他这种对自我的揭露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对于大众与世俗的道德体系是一种“露骨而刺眼”的挑战——评论家玛乔瑞·帕洛夫就曾狠狠抨击过这部作品，认为它“时而私密到令人尴尬，时而又无聊透顶，真该像私人信件一样封存”。但自白派诗歌的理念就是以自我感受为切入点，揭示现代社会人类的存在状态和人性真实的弱点与光辉，让我们看到诗人对生命经验的书写实际也包含着对理智与情感、人与人、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深刻关注与反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豚》无疑是洛威尔自白诗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人性丰富且复杂，更为真实、完整的洛威尔。
另外，《海豚》抒写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的痛苦与欢情，如果是那样，它就不过是一个常见而又粗俗的婚变故事。事实上，这本极具原创性的爱情诗集实现了诗人一直以来在诗歌创作上的突破与追求，从中可以窥见洛威尔以生活之经验来锻造其诗歌之艺术的创作理念。正如洛威尔的朋友，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科特所指出的那样：“洛威尔的创作全部指向创作本身，他的诗歌也都是关于创作诗歌的痛苦。”（摘自《黄昏的诉说》）洛威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个婚变故事与这一暗藏的主题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而将它们结合起来的是一个在西方文学中寓意丰富而又极具魅力的形象——海豚。
“海豚”在这本诗集中既象征着爱神厄洛斯，也象征着诗神缪斯。据洛威尔的传记作家伊恩·汉密尔顿说，其实在1970年底这一系列诗稿集齐成册之前，还“没有海豚这个形象”作为统领意象，洛威尔只是在用诗歌记录着自己的经历和所思。当他在圣诞节后从纽约返回到卡洛琳身边时，得知她已怀身孕，之后他便不再摇摆，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不容我再任性妄为”。1971年春天，他又写了许多新的诗，包括这本诗集中的序诗《渔网》和跋诗《海豚》。他找到了心中的理想形象——“海豚”，他的生命与这本诗集共同的守护精灵。
在开篇序诗《渔网》中，诗人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用惊奇致人目眩的海豚的喜爱，期待有奇迹出现。因为他当时正面临着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原型的声音唱歌不着调；老演员读不了他那些朋友”。虽然他几乎是用一种绝望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不懈追求和探索的诗歌的命运：“像字迹模糊的青铜，钉在没有未来的未来。”然而他还是心满意足的，他知道他在对他的诗艺持续不断的拆解与重建中，“已纵情一生”。
然后奇迹真的出现了——卡洛琳来到了他身边。在这个爱情故事中，卡洛琳就是海豚的化身，她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精灵，正如艺术也有多种形态的呈现，令诗人神魂颠倒，欲罢不能。在跋诗《海豚》中，洛威尔表达了自己对这个神奇的精灵的致敬，感谢她在自己精神躁郁时不顾一切地冲向他，赋予他的生命与艺术以新的生机。
关于“海豚”这个意象，美国学者史蒂芬·古德尔·阿克斯罗德在品评诗集《海豚》时有一段精彩的解读：
作为缪斯的“海豚”装点并丰富了作为爱神的“海豚”的象征意义。在这两方面，“海豚”都代表了一种爱的形式与创造的神迹，一种对外部和内在世界的高超而惊人的洞察力。无论在哪方面，“海豚”都扮演着救世主的形象，一个无神世界中神圣的存在。
正如“海豚”这一双重化身所暗示的那样，洛威尔诗歌中的两个主题无法完全分离。事实上，他所有的诗学策略，最直接目的就是让两个主题合而为一。这一联结揭示了这部诗集的本质隐喻：关于婚姻的隐喻。在《海豚》中，洛威尔和现实中一位名叫卡洛琳的女人结婚，同时也将他的生活与艺术联姻。基于这一联姻，这部诗集讲述着他的生活琐事与它们变为艺术的方式，同时也探索着艺术本身以及艺术赋予他人生以意义（甚至是“存在”）的形式。这是一场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之间的联姻，《海豚》由是抵达了洛威尔一切诗艺探索的顶峰。（摘自阿克斯罗德的论文《一本“生命之书”》，黄娟娟译）
阿克斯罗德不仅洞悉洛威尔在创作上的诗学策略——将个人生活融入诗歌艺术——还敏锐地挖掘出隐藏在《海豚》背后的另一个意图，即洛威尔不仅是在抒写爱情或改变的婚姻，他还在思索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海豚”是连接着洛威尔生命与艺术的神圣造物。通过“海豚”这个具有双重寓意的形象，洛威尔将自己追求爱情或者激情的生命经历与艺术探索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或许在洛威尔看来，艺术和理想的婚姻一样，必须以爱为原动力，富有激情，这样才有感染力，产生共振。因此婚姻的改变，正如象征着诗歌技艺的“渔网”的拆解与重织，都是为了让生活或者艺术达到完美的境界。
洛威尔以个人的生活入诗，结束了“非个人化”的诗歌传统，拓宽了文学创作的领域，这正是他与“通力协作的缪斯”共同“谋划”的成果。在跋诗《海豚》中，洛威尔回顾并审视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想必他自己也意识到，为了探索诗艺，他不仅可以袒露自己的个人经历，甚至可以把别人的隐私也暴露给公众，将一切置于个人的意志之下，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样做“不免伤及他人，不免伤及自己”。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坦白似乎没有任何悔恨之意：“我的双眼已目睹我的手工之作。”好不率性！
1972年，洛威尔在弗兰克·比达特和卡洛琳·布莱克伍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海豚》的手稿本，并将其寄送给友人试读。美国的朋友们大都对他在未经哈德威克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引用她的信件和通话中的话语感到极为震惊。阿德里安·里奇后来甚至撰文强烈谴责他的这种做法，两人也因此分道扬镳。诗人奥登也对此事颇有微词。洛威尔的终身好友伊丽莎白·毕肖普于1972年3月21日书写长信一封，在肯定《海豚》是“辉煌壮丽的诗篇”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修订建议，并且忠告洛威尔：“艺术根本不值那么多。”洛威尔对朋友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对相应之处也做了些修改，使人难以看出语句出自何人之口，并重新安排了一些诗的顺序，希望诗集看起来对哈德威克更善意些，以便平息众人的愤怒。然而事实上收效甚微。1973年正式出版的《海豚》仍然遭受了不少批评家的谴责。海伦·文德勒曾问过洛威尔为什么不干脆把《海豚》留着，留到他死后再出版。当时他回答说，如果留着它，他就会不得不继续对它进行强迫性修改，那样他就写不了新诗了。这倒是句大实话。
还是沃尔科特足够犀利，他在悼颂洛威尔的那篇精彩挽文中说：“洛威尔的每一本新作都极富颠覆性，让批评家噤若寒蝉……批评洛威尔的诗作更像是探测地震，而不是审美判断。”确实，《海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冷遇，与人们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不无关系，但它的艺术性还是很快就征服了普利策诗歌奖的评委们。评委威廉·阿尔弗雷德虽然对洛威尔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他坦言，与其他提名作品相比，《海豚》的确更优秀，“它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经验……所用的语言也配得上这种经验的严肃性，而且柔韧灵活，足以表达那令人困惑至绝望的种种矛盾”。另一位评委安东尼·赫克特更是对这本诗集盛赞有加认为它“处处表现出一种能力，敢于揭示精神几乎没有勇气言及的东西”。（见本书导言），海伦·文德勒则认为《海豚》引用他人信件的做法短期内的确会造成一定伤害，但从长远来看，时间的流逝会使个人变得无关紧要，正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那个年轻人和黑肤女人是谁已不再重要，这些诗歌的审美价值将如青铜一般，永存于世。
关于《海豚》出版前后的两个版本，《罗伯特·洛威尔诗集》的两位编辑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大卫·S.格万特尔，曾做过一个对比研究。他认为这本诗集是具有多声部和多作者的一部后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因为其中的不少诗歌都是采用直接的引语或用斜体标出的他人声音。他认为卡洛琳和哈德威克在手稿本中的声音形象十分突出，修订后出版的版本相对于手稿本“最初集齐的那些不同凡响的多声部十四行诗而言，是艺术上的一次退步”。在他看来，原来的手稿本才是多声部和多作者的“协作之子”，修订后的版本削弱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作者性。
彼时作为助手一直参与修订的弗兰克·比达特也认为修订后的《海豚》不及原诗稿中的人物形象突出，情感鲜明。比如手稿本中的《来自我妻子》最后两行是这样的：“为什么，以耶稣之名告诉我们吧。为什么/你还粘在那里，傻傻地远离我们？”这是一个女人在遭遇感情危机时心中最想弄明白的事情，她苦苦哀求，希望移情别恋的丈夫能给出一个解释。这样的发问使伊丽莎白内心的痛苦得到真实而又淋漓尽致的呈现。可是在修订后的《声音》中，洛威尔对引号的位置和人称等稍作修改，就将一个人的声音变成了两个人的：
为什么，以耶稣之名告诉我们吧。”为什么
我一个人傻傻地粘在这里不走？
整首诗的重点不再是伊丽莎白内心的痛苦与呐喊，反而成了洛威尔的沉思与反省。当初洛威尔听从好友毕肖普的建议，对引用的材料做修订，其目的是想对哈德威克更善意一些，但是现在却适得其反，而且她的声音因为被压制也失去了鲜明的色彩。
同样的情况还有对《越洋电话》的修订。手稿本中的这首诗完全是使用引号的引语，是对哈德威克信件的直接呈现，从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精明的主妇、明理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刚毅、坚强独立的女性：
“靠不到三万美元的收入我们不可能在纽约逍遥度日，
拽人的都市华灯就像球与链，
自由主义者毁于自由派之手。
这是你发疯飞去伦敦的代价——
那个封闭的省会城市，从来都不是
善变的美国人的庇护之所……
他们说，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孩提时
第一次被遗弃的记忆。我们的女儿以为爱就是
把她与礼物、信件、探望等种种外在可视之物
绑缚在一起的东西。我已关闭心房
很久了，我想让它继续闭着，也许——
我曾经过于相信自己有能力提升意志力；
如果我们的房子塌了，一个物种就灭绝了……
她叫我别说下去了，我们不该损失你的钱。”
可是修订后的版本《越洋通话期间》去掉了引号，哈德威克的声音只在两行斜体诗句中听得见，其他的诗行则变成了洛威尔的内心独白。哈德威克在这里的情感和形象都非常单薄。
我想2019年再版《海豚》的编辑将这两个版本并置于书中，为的就是让更多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对洛威尔在1972年至1973年间的风格演变、修改意图、情感波动、艺术价值等方面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通过对比阅读，我也觉得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个人物在1973年版中模糊了许多。但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修订后的大部分诗作从单首整体而言是更为流畅和完整的。比如《渔网》，在手稿本中，这首诗的译文如下：
任何牢牢吸引这位读者的清晰事物——
这诗行必须终止，这明亮的意外之获，
这顶冰帽子里的维京海盗的光辉。
这高度是空洞的；强盗攫取的金子
本属于那巨像精美的印花和卷册，
他那典型的肚腰缎带。夏日，夏日，
诗人死时还青春，格律护他们不朽，
幸存者停止朗读法语、他的朋友们、新闻，
无妨，他能把自己读得响亮；
天才将听众席哼吟成一片死寂……
我心澎湃，我知道我已纵情一生，
一直在编织一张用沥青麻绳结的渔网；
吃鱼时这张网会挂在墙上，
像字迹模糊的青铜，钉向无有未来的未来。
原诗稿扑面而来的那些意象十分跳跃，未经协调，让人不知所措，不知所云。而修订版中的开场，则强调了诗人对海豚的期待，看到她时的那种惊讶和欣喜，为后面的人物隐喻奠定了基础，也与卷尾的那首跋诗遥相呼应。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仔细对照两个版本品鉴一番。
感谢本书编辑萨斯基娅·汉密尔顿为我答疑解惑，没有她的帮助，洛威尔诗歌中一些用词的精妙之处我是绝对体会不到的。也要感谢李宜萱同学，我们两个可谓忘年之交，互为师友，经常在一同散步锻炼时讨论诗歌、推敲词句，这样的时光非常美好。最后尤其要感谢黄娟娟同学，她为我的译本做了认真细致的校对，她提出的一些修改建议为译诗增色不少。
程 佳
2020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