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存山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文化是唯一延续数千年而未尝中断、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文化。《诗经》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和中华民族的心灵中存在和发展,必定与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连续地发展,也必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和发展动力。这个精神基础和发展动力,按照已故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所说,它集中表达在《周易·象传》的两句话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先生称此为“中华精神”。“中华精神”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和优长。如果要问这种精神是如何由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世代传承的,那么可以说,其传承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家风的教育和弘扬。
“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就曾指出:在西方的“古典的古代”,其进入文明是“激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城市使氏族制趋于没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其发展路径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与此不同,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是采取了“维新”的方式,“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其特点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这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以农立国”有关,中国的乡村就是“聚族而居”,而家族又分化为一个个的家庭。我们从“氏族—家族—家庭”的系列演变中可以追寻到中国文化一直重视“家”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
序《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这段话从文本上说,是解释《周易》的上、下经,上经以《乾》《坤》两卦为首,下经以《咸》《恒》两卦为首;从内容上说,这也简明地概括了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从自然观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而人类社会就是生活于天地万物的自然界之中;从社会观说,人类社会先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然后有礼义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序列中,由夫妇子女组成的家庭居于社会的基础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庭乃社会的细胞。《周易》的《咸》卦,就是讲少男与少女的婚嫁结合(其卦象是“兑上艮下”,“兑”是少女,“艮”是少男),《彖传》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有了男女婚嫁,于是有了家庭的“夫妇之道”,人类社会的世代传衍有赖于家庭来完成,故而“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在《咸》卦之后“受之以《恒》”,“恒”就是表示家庭的恒久不已、生生不息。
以上《序卦传》所说,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正常发生和发展,因而具有恒久、普遍的意义。家庭确实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不仅承载着人类肉体生命的传衍,而且是人类文明和各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由此来看,中国文化之重视家庭,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也是其突出的特点和优长所在。
《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儒家的伦理道德本来就是基于人伦日用,而夫妇之道就是人伦之始。晋代的韩康伯在注解《序卦传》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章时说,此“言《咸》卦之义也……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孔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引)。唐代的孔颖达在解释《诗经》三百篇而以《关雎》为始时也说,此诗“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毛诗正义》卷一)。同样,宋代的朱熹在解释《诗经》以《关雎》为首篇时也注引匡衡说:“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诗经集传》卷一)重视“夫妇之道”在儒家学说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其原因就在于“夫妇之道”是人伦之始,“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夫妇是优良家风的传承者,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不仅意味着要“齐家”,而且关系到君臣之敬的“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实际上,儒家对“天地”的理解也是基于“夫妇之道”。《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说卦传》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天地就是人与万物的父母。有了这样的世界观,也才有了儒家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道德境界。
《周易·系辞上》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因为圣人效法天地的变化,所以才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说“中华精神”与中国哲学对“天地变化”的理解密切相关,那么也可说中国哲学对“天地变化”的理解与中国文化对“夫妇之道”的重视密切相关。
在《论语·学而》篇,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以孝悌为仁之本始,即以家庭成员之间真挚的亲亲之情为仁爱的本源。父母之慈爱与子女之孝敬是一种交互共生的情感,每个人在出生之后都是养育于父母的怀抱之中,如《诗经·蓼莪》所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正是从父母的怀抱养育中人们最初体验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的、真挚的道德情感,儒家学说就是以此为仁爱的本始,进而扩充,乃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能够“仁民”“爱物”,就是达到了“仁”之普遍的“博爱”(孔子说的“泛爱”就是“博爱”之义)。
儒家以孝悌为仁之本始,常被现代一些学者误解为局限在血缘情感的特殊性上。实际上,从道德发生论来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情为道德之本始,这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不但在古代中国是如此,在现代世界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共同发表的《全球伦理宣言》中就有言:“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
儒家的仁爱思想绝不是停留在血缘情感的特殊性上,而是“本立而道生”,这个“道”就是普遍爱人的仁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应之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里的“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行仁之方”,亦即普遍实行仁道的一以贯之的方法。《大学》又称此方法为“絜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当一切人际关系都抽象为“人”与“己”的关系或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都按照“忠恕”的原则来实行,儒家的仁道就具有了道德的普遍意义。朱熹注解《大学》的“絜矩之道”,说其“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所操者约”就是说其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所及者广”就是说其是最普遍的道德原则。
《全球伦理宣言》中还有言:“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这也说明儒家的道德学说并不是局限于血缘情感的特殊性,而是基于血缘情感,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行“忠恕”之道,扩充为道德的普遍性。
《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之说,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次第和条目,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儒家以个人修身为本而实现“家国天下”整体道德和谐的社会理想。如上所述,个人修身也是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情,进而扩充至普遍的道德,因而家庭对于个人修身实又处于基础的地位。个人修身首先是孝悌,由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进而娶妻生子,能够夫妻和睦,共同教养子女,并且处理好与其他亲人及邻里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齐家。其身不修则不可以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就根本谈不上治国、平天下。因此,《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一“修、齐、治、平”的序列中,家庭既是个人修身的第一所学校,又是个人走向社会、能在社会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起点。家庭承载着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传承和弘扬。
一种好的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优秀传统,它通过长辈的言谈身教,见诸文字的家规、家训、家范等,由家庭成员的身体力行来世代传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精华所在,智慧所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传统文化也面临着现代化的各种挑战。我们应该看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衰而不亡,衰而复兴,也是因为我们继承和弘扬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我们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要与时俱进,综合创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其中,优秀家风的传承和弘扬仍然必不可少,而且其仍然处于个人修养、社会和谐、道德文化建设和治国理政的基础地位。
鉴于家风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重要意义,我们编写了《家风十章》。这其中既包括对中国文化重视“家”的特殊性的认识,家文化与家风的关系,传统家风的核心精神,家风与修身立命、睦亲齐家、社会建构、国家治理的关系等,也包括传统家风的现代挑战,传统家风的现代化,以及面向未来的传统家风等。这样编排,我们的意图是要充分认识传统家风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和现代价值,在家风的传承和弘扬上既要继承中国文化的“常道”,又要“通古今之变”,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的“旧邦新命”。可喜的是,这十章的执笔者都是当今学界很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从他们对家风的论述,已可见中国文化根脉有续,传承有人,发扬光大而前途无限光明。至于书中的不妥之处,也希望读者不吝赐教指正。让我们为传承和弘扬优秀家风、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