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
——湘江战役的伟大转折及历史意义
董振华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北部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这就是著名的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也是最惨烈的一仗。由于路线错误、指挥失误,湘江战役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没有失败,反而由此开始走出低谷,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不断迎来曙光,走向胜利,创造出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大胜直罗镇等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抚今追昔,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如何能够冲破重重包围一直走到延安?中国革命历经磨难,红军几乎面临绝境,如何又能够浴火重生?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我们可以从湘江战役中发现中国革命的成功密码。
一、坚强无比的领导核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清朝的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19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忤。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都一次次地失败了。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国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派濒临毁灭的悲惨景象。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被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运动、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党在创立初期,集中力量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包括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以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终点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顽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是围绕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促成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积极领导和参加北伐战争,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但是,孙中山逝世后,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而失败。这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并且要达到足够的数量;必须建立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前夕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发展并且达到了成熟。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领导了土地革命,在所辖区域里改变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本色。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创造。中国革命的道路经过了相当艰难曲折的探索,之所以能够最终找到正确的方向,就是因为始终保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而具有了组织的保证,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最为关键的成功密码。
二、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精神力量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首《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诗篇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它歌颂了红军官兵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崇高的理想信念的支配下,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尽管党和军队在湘江战役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和困境,但我们还是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会师,实现了成立新中国的目标,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军始终保持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这是中国革命几经挫折而能够取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95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理想信念是激励人们向着既定目标奋斗进取的不竭动力。古今中外一些著名的革命家、科学家之所以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能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战胜邪恶,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2012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报社评论部编辑伍正华撰写的评论《信仰的味道》,文章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这篇评论讲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1920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既是床铺,又是书桌。桌前,有一个人在奋笔疾书。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他叫陈望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信仰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正因为这种无以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这种信仰的味道,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品味得到。
在湘江战役中,为了完成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无数红军战士拼命顶住敌人的进攻,尽管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换来了任务的完成。他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中,为了确保党中央和全野战军能顺利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在各自的阵地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正是有着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才能够战胜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才最终取得了光荣、伟大的胜利,铸就了永恒的“丰碑”!“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句响亮的口号,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顽强奋斗,领导人民群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前所未有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动力
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红军何以能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呢?“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镌刻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厅墙上的这12个字,说出了中国革命成功和红军克敌制胜的精神密码。正如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再好的装备武器也不能保证胜利。无数革命先烈正是依靠向死而生、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决绝,才实现人民军队赢得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胜利。
第一,湘江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在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下,勇于胜利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回顾中国革命队伍的风雨历程,红军之所以能在一次次挫折中站起,归根结底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具有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以及对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心。对于党和红军而言,湘江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由数以万计的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汇聚而成的革命洪流。在湘江战役中,为了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任务,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坚守脚山铺的红一军团和阻敌在新坪、光华铺的红三军团的红军将士坚守阵地,死死抵抗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对头顶上几十架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以及眼前洪水般的敌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将士凭借一往无前的革命意志,击退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依靠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用血肉之躯构筑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第二,湘江战役以惨烈而悲壮的历史事实将红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广大指战员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无不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之展开肉搏厮杀,进行拼死斗争。英勇顽强、勇于牺牲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克敌制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追求理想、视死如归的崇高境界的真实写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自南昌起义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就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为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流尽血泪,练就出一支不怕牺牲、敢于牺牲、勇于牺牲的钢铁之师。正因为如此,在湘江战役中,面对战友的不断牺牲,面对鲜血染红的湘江之水,红军战士并没有退缩,而是如同潮水般涌上前线,阻敌战斗,展现出红军的“亮剑”精神。湘江战役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打硬仗、善拼恶战的军队。这成为建军以来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第三,湘江战役所呈现的这种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后来的长征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精神力量。回顾漫漫长征路,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以及大江大河、雪山草地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穿插迂回,斩关夺隘,转战于黔滇川;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成功会师陕甘苏区。红军将士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取得长征的胜利,靠的就是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构成了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枪林弹雨,硝烟弥漫,正是像陈树湘、易荡平、“刘老庄连”、董存瑞等无数革命先烈,传承和发扬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中国革命才能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取得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湘江战役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证明:只要拥有这种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就能够凝聚成为革命的洪流,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突破任何天险和围追堵截,就能够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使我们的事业永立不败之地。
四、科学民主的制度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
大革命后,党内“左”倾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湘江战役的惨痛经历,数万名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水。但在湘江战役的残酷现实和队伍重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毫不气馁,全党、全军深切意识到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科学的民主机制是保证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密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凝聚共识,重新在党和军队内部确立起科学、高效的民主制度。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党员干部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决策。正如毛泽东在1943年《组织起来》中所指出的:“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前往延安进行考察。毛泽东问及黄炎培的考察感想时,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窑洞对”,并广为流传。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团结一致、齐头并进,要好过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人人都来出谋划策、提建议,要好过一个人独自想破脑袋。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民主的作用是无限的。邓小平多次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长征中的重大决策和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固然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但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关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并不直接意味着决策内容的正确,但只要全面坚持这一制度,将保证长期决策的正确。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仍大力倡导并推行党内民主作风,在党内建立统一战线,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在党内民主作风充分发扬的基础上做出的,尤其是对党内协商民主的充分运用,中央决策层充分讨论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决策后,又在党员干部中做充分的解释和说明,充分保障了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凝聚了党心,增强了党的团结,使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得到纠正,形成党的集体决策机制,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党内协商经验,党内协商民主思想初步形成,为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培育了党群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多数时期面临的都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作为力量弱小的一方,要战胜强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参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共产党正是一切依靠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和英勇探索奋斗,逐步产生、形成并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谁、依靠谁、怎么办的问题。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就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理论概括,表明党的群众路线达到了成熟。
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刘少奇提出,群众观点包含四项内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地运用。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还提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论断。所以,我军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扎根于人民,与人民群众建立血浓于水的关系,取得群众的拥护和帮助,动员千百万群众加入革命的队伍中,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我军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军队要战无不胜,就必须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认识党,看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是从群众之中来、用以指导群众实践的,是科学正确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改变现实的希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从而产生并树立起信党、爱党、始终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紧紧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与时俱进,一步一步获得解放、成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步一步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建成小康社会,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实践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胜利,反之,就遭到挫折。群众路线既是党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命线。
湘江战役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是中国革命由几乎面临绝境走向伟大转折的历史节点,而且其所塑造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已成为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凝结成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元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湘江战役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资源,必然会为我们在新时代发扬革命精神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从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